拉班德生前就被誉为当时最大的国法学家，[3] 其代表性著作就名曰《德意志帝国国法》。

然而，为了规避这一程序，有些地方政府经常采用化整为零的方式多次报批，由省政府作出征地审批决定。国务院于2013年针对钢铁、水泥、电解铝等产能高度过剩产业发布了《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国发〔2013〕41号），要求严格要素供给和投资管理，遏制盲目扩张和重复建设。

经过近20年的运用与发展，分批次征地的积极作用不可否认，但是其所带来的不良后果也逐步显现，它已异化为地方政府土地储备的重要手段，沦为地方政府和某些利益集团不法牟利的工具。这种差别体现在：（1）在目前的政治体制与权力配置框架下，我国是一个真正的行政国。三是土地被征收之后的供地。实际上，该项目的征地在2008年就已启动，因为当时湛江钢铁项目已经拿到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路条（即同意前期开工的批复文件）。[26] 事实上，中央已认识到某些建设项目实行地方自主决定的必要性，国务院于2013年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取消和下放的行政审批项目就包括原属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行政审批项目。

[22]《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载《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6日。近年来，地方政府发布的有关企业（社会）投资项目备案管理办法一般规定，除产业政策禁止发展，或者依法应报核准或审批的项目外，项目备案机关应当予以备案。结果最终的档案十分干净，导致公众和研究者都无法了解决策的实际过程。

如果知道清朝屡兴文字狱以及经济上的闭关锁国，此时中国的情形恐怕要让瑞典人大失所望。[13]同时代的安德斯. 诺登克兰茨虽然所受教育不多，不过曾在英国居住，身为市民等级的代表，他对平帽派的政策很不满意。然而在这一时期，前述法律并没有明确提到获取公文的权利，通常是默示生效，推定获取公文是出版自由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只是范围并不确定，而且受制于政府自身的决定。而只要文件为决定提供了事实基础，就可以说是公文，因此采取了比较严格的实质标准。

到2014年，世界上颁布专门信息自由立法的国家已经达到了95个。2015年的联合国峰会将公开获取信息作为2030年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

再如，瑞典尚未提供电子获取信息的途径。正如前述，瑞典的信息公开与出版自由、意见自由结合在一起，可以被归为最大化的公开模式。该条例在每一条规定的前面，专门指出了来自《出版自由法》和《公开获取信息和保密法》的授权依据，而不是简单地笼统说明。议会仍然享有征税权，但不再有支出权，而外交政策的决定权也被大大削弱。

在丹麦与俄国环伺的情况下，瑞典连年争战，战争的结局左右着国内政体的形式。[16]如果仅就出版时间而言，楚登涅斯的《国家收益论》比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还要早11年，只是因为以瑞典语写作而使其主要思想不为更广泛的世界所知。[12] 彼得.福斯科尔曾经游历欧洲大陆。如果以《京报》作为例证，实际上在瑞典当时的等级会议中，也存在发布决定的相应出版物。

[21]因此《京报》不过是皇帝希望向民众传递的信息，起到的是政府公告和传声筒的作用，而没有任何自己的思考，与公共领域的规范结构无关。正如瑞典的经验所见，信息公开是有效民主的重要条件，就此信息公开本身就是理想和目标。

而公文的形成时刻以及议事录、日记、备忘录和草稿等过程性信息是否属于公文也是一个讨论比较多的问题。在公共领域，一切都要接受公开的批评，不仅包括艺术、音乐和文学，还包括宗教信仰、政府的行为以及精英的特权，因而批评不可避免地会触及传统上免于审查的个人与机构。

当然，这并不是说公职人员有义务向大众媒体提供信息，而只是说如果他们认为公开获取公共机构运作的利益比保密所保护的利益更加重要的话，他们有机会这样做。[32] 伴随这种政治力量对比关系的改变，出版自由和信息公开的命运也随之发生变化，公共领域的规范框架随着自由和民主的力量逐步巩固。[45] 其次，秘密规则的界定需要与民众知情的收益衡量。申请者可以匿名，除非有特殊情况，任何公共机构都不得盘问请求查看公文者的身份或申请信息公开的目的（第14条）。一般法层面的规范依据即2009年的《公开获取信息与保密法》（Offentlighets- och sekretesslag, 2009:400），除此之外，《档案法》（Arkivlag, 1990:782）也有部分内容与公文的管理有关。出版具有提供信息与促进辩论的功能，而提供信息与促进辩论需要以真实准确的信息为基础。

在这新的一波浪潮中，信息公开的功能大大拓展了。不过，并不是所有熟知启蒙思想的人都会追求改变社会，人们也可能只是为了追求知识上的满足。

否则也就没有独立规定的必要。后者代表的主要是农民和边远地区的利益，主张重农主义和经济自由，废除少数城镇所享有的外贸仓储权（Stapelrecht）。

信息公开立法往往是因特定的事件，即腐败或丑闻等而得到促进或者在实践中得到强化。这样规定，是因为保密条款的存在，经常无法为公职人员留下足够的空间以提供公共辩论的基础，并且参与公共辩论。

1766年《出版自由法》首先针对的是瑞典的书报审查制度。这一政论报告译自丹麦文本，[25]而丹麦文本则汇编自杜赫德《中华帝国志》第二卷。其次，大量公文是不公开的，更遑论出版。古斯塔夫三世死后，1792年通过了另外一部《出版自由条例》，再次确认了出版自由。

然而相较于1766年的法律，该条例并不具有基本法的地位，政府可以通过自身的决定干涉相关自由。1937年，自1809年以来就存在的各种保密规则，被统一编纂为《公文获取权限制法》，通常称作保密法。

由于紧张的外交关系，出版自由受到了许多限制，该法强化了审查制度，规定国王不受任何批评。在1765-1766年的等级会议上，舍恩伯格也受邀就该问题提交一份备忘录，不过他并没有参与准备相关的法律。

此后还陆续增加了新的限制：1780年规定，出版者对出版物的内容负法律上的责任，这就使出版者成为事实上的审查者。还有就私人机构行使公共职能和瑞典教会的文件（第17条）、公文储存、清理和处置程序（第18条）等特殊事项的授权。

该法规定了7种可以限制信息公开的理由，[3]一般法只能在这些限制范围内加以具体规定（第2条）。即便在2001年9.11事件后，这一世界性的趋势也没有停止。虽然公共机构的定义并不包括具有政治性质的议会，但在信息公开方面后者适用公共机构的要求。有鉴于此，到1844年，政府撤销出版许可的权力被废除了，这是1812年《出版自由条例》在百多年中唯一的重大制度变化。

就积极的层面而言，信息是一种治理的资源，信息公开可以赋权（empower）私主体。诺登克兰茨编制了长长的应该公开的目录：公职人员的工作及权力分配，尤其是裁判机构、国家的财政、腐败（包括与外国力量的勾结）、特权以及授予的荣誉等等。

然而，《出版自由条例》作为基本法很难进行修改，所以议会和政府只能通过一般法和条例规定保密的事项以及具体的操作规则。该法在其后的内容中详细规定了信息公开原则适用于公共机构持有、取得和拟就的公文（第3、6-7条）以及通信、通知、备忘录、提纲等特殊文件的情形（第4条、8-10条），不属于公文的情形（第11条）。

在实践中，很多在讨论过程与最终结果有关的意见与方案、备忘录、记录和草案等，都通过该过程都被销毁殆尽。在当时，等级会议的代表由各个地区选派，却不对选区而只是对本等级负责，选区无从知晓代表在等级会议的作为，更无从置喙。